只是世间的普通人。
看书写字，喝茶散步，没事瞎矫情。
读这段有点被戳到，单独开一篇摘录。
“第二天，经过‘反复思考’，我说我会在精神上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宣誓。宣誓以‘我对上帝发誓’这些话语开始，我明白没有任何人和政府有权压制我的良心。我在精神上的保留没能引起执行宣誓的官员的兴趣。他说，‘您宣誓吗？’接着我进行了宣誓。那一天，我失去了这个世界，是我失去了它。”
我说，“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认为您不该宣誓？”
“是的。”
“但是，”我说，“您后来确实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您给您朋友们的帮助可能比您曾经梦想的还要大啊（直到1943年被捕和被监禁之前，我朋友的公寓一直是逃犯们的藏身之所）。”
“为了论证下去，”他说，“我同意我后来救了许多人性命的说法，是的，我救了许多人。”
“如果您在1935年拒绝宣誓的话，您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
“是的。”
“您还是认为您不该宣誓？”
“是的。“
“我不明白了。”我说。
“也许您会理解，”他说，“但您一定不要忘记您是一个美国人。我就是这个意思，真的。美国人自始至终从不曾彻底地体验过类似事物。这是问题的关键。”
“您一定要解释一下。”我说。
“当然，我一定要解释。首先，存在着一个更小的恶的问题。如果我后来没能帮助我的朋友，那么与之相比，宣誓不是那么邪恶。但宣誓的邪恶是确定的和直接的，而帮助我的朋友们则是未来之事，因而是不确定的。我不得不在当时当地犯下明确的恶，以期得到未来的一个可能的善。善要重于恶；但善只是一个希望，恶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说，“您的希望实现了啊！您得以有机会帮助您的朋友们。”
“是的，”他说，“但您必须承认这份希望也有可能实现不了一一或是由于超出我的控制的原因，或是因为我后来变得害怕了，甚至是因为我一直都很害怕，在最初宣誓时我只是在欺骗我自己。”
“但这不是要点所在。我们都知道有关更小的恶的问题；在德国，我们认为与希特勒相比，兴登堡是更小的恶，可最终我们得到了他们两个人。但这不是我说美国人不能理解的原因。不是，要点在于有多少无辜的人被纳粹分子杀害，您估计有多少？”
“有人告诉我们，单单是犹太人就有600万。”
“好吧，这可能是夸大其词。这不包括非犹太人，想必被纳粹分子杀害的非犹太人也有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说总共有300万无辜的人被杀害，怎么样？”
我点点头。
“您想估计一下我救了多少无辜的人吗？”
“您比我更清楚。”我说。
“嗯，”他说，“也许是5个或10个，没人能知道。但仅仅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说有100个或1000个，怎么样？”
我点点头。
“更好的情况是能拯救所有300万而不只是100或1000个人，是吗？”
“当然。”
“那么，这就是我的观点。如果我拒绝忠诚宣誓，我会拯救所有300万人。”
“您在开玩笑吧。”我说。
“不是。”
“您不是要告诉我在1935年您的拒绝将会推翻那个政权吧？”
“不是。”
“或者说会有其他人追随您这个榜样？”
“不是。”
“我无法理解。”
“您是个美国人，”他又一次笑着说道，“我会解释的。在1935年的德国，我是如下这类人的完美典范：由于他们在出身、教育和地位上具有的一切优势，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能进行统治（或者说能够轻易地进行统治）。在1935年，如果我拒绝宣誓，那意味着在整个德国有成千上万个像我一样的人会拒绝宣誓。他们的拒绝又会激励数百万人。这样的话，那个政权就会被推翻，或更确切地说，它压根就从不会掌权。我在1935年没有准备进行抵抗这个事实，意味着在德国所有数千位、成千上万位像我一样的人也没有准备进行抵抗，而这些成千上万名像我一样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或重大潜在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这个世界’。”
“您是认真的吗？”我问道。
“绝对的，”他说，“我拯救的那数百条性命一一或随您这么说，1000个或10个人的性命一一他们代表着什么呢？整个可怕的邪恶之海的一点儿小水花儿，如果在1935年时我的信仰足够坚定，那时，我也许能够阻止整个邪恶。”
“您的信仰？”
“我的信仰。我相信我无法‘移动群山’。在说‘不’的那天，我拥有着信仰。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在接下来的那24小时里，我失去了信仰。这样，在接下来的这10年里，我能够移动的只有蚁冢，而不是群山了。”
“在第一天时您的信仰怎么就能够保持住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您知道吗？”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说。
我的朋友笑了。
“因此，您相信教育。”
“是的。”我说。
“我的教育没有帮助我，”他说，“我有着比大多数人曾拥有的或将拥有的更广泛和更好的教育。结果，与我是一个无知之人所可能做的相比，教育给予我的一切，使我更轻易地把我丧失信仰的状态理性化了。我想，这就是那个时候德国全体有教养的人的境况。他们的抵抗并不比其他人更强烈。”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